大内武成殿中，诸朝士重臣们端坐在席，殿中氛围沉闷压抑，唯中书舍人萧至忠奏报军情之声。

　　“制设代北道行军以来，莘国公勤勉于事，不敢怠慢，传檄诸州、约期会师于幽州以击突厥。会东北诸州霜雪为患，契丹李尽忠屡请延期，唯营州都督赵文翙寡仁少恤，不以边情为危，逼勒甚急，强驱出行。

　　契丹诸部入州之际，士马已多冻馁，诸部怨情深刻，李尽忠恭态于外、藏奸于怀，致贿幽州官佐，请以入城营居。莘国公巡营入抚契丹诸部，李尽忠于帐设席延请，帐席之内袭杀莘国公，窃符矫令，即起所部寇占蓟城并数寇诸方。

　　单于道副总管杨玄基闻变回攻，尽忠所部虽惊乱退走，然幽州所聚军马器械已经亡失过半……”

　　萧至忠这一番奏告，已经是经过重新加工。但即便是有所矫隐，仍然不能掩饰掉莘国公窦孝谌的愚蠢。即便余者诸种不论，单单其人将契丹所部怨望之众纳入城中，甚至还入营夜会李尽忠，这完全就是在自己作死，让人想不通这家伙究竟想做什么。

　　当时幽州所聚人马已有三万余众，李尽忠所部不过几千疲敝之卒，无论是兵力还是武装都颇为低劣。大凡稍具防备之心，即便契丹卒众闹乱于营，都不至于发生如此扰乱全军的大祸！

　　虽然萧至忠言说李尽忠致贿幽州官佐才得入城，但贿赂的是谁？即便这受贿者有能量将契丹卒众安排入城，那他也有能量安排窦孝谌亲望慰问？

　　结合窦孝谌入州以来便与营州都督赵文翙多有纠纷，稍有智力的人都能联想到，应该是窦孝谌打算借契丹人的势力去打压赵文翙，但却小觑了契丹人的狼子野心，不独身死贼营，甚至就连掌控全军的符令都被契丹人所窃夺。

　　结果契丹人才能频传乱命，凭其微弱之众闹乱全军，并一度占据了整个蓟城，掳掠器杖牛马，致成大祸。

　　所以当萧至忠奏报完毕后，在堂不乏朝臣眉头已经忍不住皱了起来，很明显，皇帝是打算保住窦孝谌的哀荣声誉、给其一个死国之烈名。可问题是，如此一桩本可避免的人祸，又该由谁负责？

　　群臣心中虽有不满，但王孝杰年前统军尚未归朝，一时间各自还在斟酌措辞，并没有人直不楞登、不管不顾的就发言。

　　然而群臣还未发声，殿堂中皇帝已经从席中站了起来，神情复杂并悲怆。

　　皇帝站在御床前，背对群臣，负手而立，良久之后突然长叹一声，转过身来的时候已经是一脸悲容，于殿中俯视群臣并语调悲痛道：“高祖创业以来，家国虽然常有危患纠缠，但自有君臣同心协力，兴治中国，威慑远夷。内外有治，诸蕃来朝。煌煌之威，皇命所行，人莫敢忤！何以今世如此多艰？突厥孽余先闹河东，契丹小丑竟都敢跳乱于河北！社稷如此多事，谁人之罪？”

　　讲到这里，皇帝缓步下堂，回望殿堂中空荡荡的御案，突然伏地而拜，眼眶中已经满是泪水：“天皇大行以来，国失英主，邪情妖氛累生内外。朕本宗家末流，闲庭病客，公器几番失守，无奈负大艰行。终究志短力弱，虽有满朝才流助我，不能守业兴治，天下何罪？黎民何罪？王道不昌，宗庙不安，诸种祸患若俱应运而生，则乞苍天降罪一人，朕恭受之，无虐吾民、无害吾国！”

　　殿中群臣本来各有思计，但听到皇帝如此悲言，一时间也都心神震荡，不敢再安在于席，纷纷起身深拜于皇帝身后并高声道：“臣等失于辅弼，致使社稷不安，王道蒙尘，臣等罪大！”

　　“诸公俱国之良臣，唯朕器非英明之主，太宗文皇帝旧言，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承业以来，悖于祖训，恩威不及四边，以致诸蕃轻我中国，数成跳闹之乱，朕罪不容辞，更不敢诿过受事臣子。”

　　皇帝无顾群臣请罪，再拜而起，趋走入侧，竟夺直殿甲士器刃反握于手并大声道：“国势久不能振，祸患频生内外，猥才难执大器，孽员不能安国，若天意已经失眷，朕当伏剑自了，诸子若有守业之器，敬请诸公辅佐参谋，若无此器，唯择宗家贤壮英明之选……”

　　“陛下切勿……”

　　群臣眼见此幕，更是目眦尽裂，前班几员重臣纵身向前扑去，郕国公姜晞两臂合夹夺下皇帝手中器刃，另有两名宰相合身扶挟、将皇帝送回御床，伏案顿首，悲戚劝谏。

　　“契丹东胡余种、髡发之贼，父精母血尚不自惜，方外孽生之类，幸在皇朝恩庇得生息于松漠之间，悖主之贼、昧于恩义，岂可矫以天人感应！唯发兵讨之，斩首警之，爪牙亡走，鸣矢杀之！”

　　中书侍郎韦承庆免冠顿首，神色铁青的凝声道：“臣奉制于中书，却未能明宣恩威于内外，以致城狐社鼠屡不绝迹，惊扰宸居，干犯政治，臣之罪大！叩请悬臣一首、曝臣一尸，威宣皇命，以警内外，骁力盛用，破贼定边！”

　　契丹近年虽然壮大于东北，但也仅仅只是大唐羁縻秩序下的一个东胡部落而已。就连久为草原霸主的突厥与盛极一时的高句丽在大唐铁蹄征伐下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区区一个契丹闹乱，本也不算什么大患。

　　但这件事之所以难以令人接受，还在于时机实在是不巧。突厥刚刚寇掠河东，朝廷在河东的战况已经不够光彩，结果本来征发用作反攻突厥的东胡契丹再反，这往小了说是北方的羁縻秩序已经近乎崩溃，往大了说就是高宗旧年所取得的边事盛功几乎毁于一旦。这个旦还不是指的时间，就是当今圣人！

　　皇帝于朝堂中悲哭失德失治，乃至于要拔剑自杀，群臣当然不允许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样一个罪过，历数内外，只有中书侍郎韦承庆这个真宰相才有这样一个资格。

　　除了韦承庆之外，也不是没有别人够资格。比如说皇长子、豫王李成器，但李成器本身就与幽州方面无甚牵扯，而且此前豫王担任天兵道大总管驱逐突厥，虽然没有什么确凿大功，但起码是将突厥赶出了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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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除了朝中诸众，还有另一个人更具分量，那就是坐镇陕西的雍王李济。虽然说雍王与东北局势牵连更少，但雍王分陕以来，大兴征伐、恐吓诸胡，将贞观以来所形成的羁縻秩序破坏殆尽，这也使得周边诸胡与大唐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越发尖锐起来。

　　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来，朝中就有一些声音在主动的将都畿道大肆征发课役所激发的怨情指向雍王。雍王好武功，屡屡挑衅积忿于诸边，以致边情紧张危急，也迫使朝廷不得不失恤于民，修戈备武于边。

　　不过这一类的声言逻辑实在不值得推敲，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边患频生，朝廷也实在不敢过分触怒雍王，因此这一类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

　　非但不敢招惹，反而要优加抚慰，就在新年刚过不久，天兵道大军抵达并州逐走突厥后，朝廷便又加封雍王千户食邑，以犒奖陕西道诸州积极响应朝廷此前的招募征集，只是被雍王给拒绝了，并不以此为功。

　　此时在皇帝一番作态下，韦承庆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担相关责任，还算是识趣。皇帝当然也不可能真的降罪诛杀韦承庆，只是将之左迁秘书监并罢知政事，算是给幽州此乱定下一个处理的基调。

　　至于莘国公窦孝谌，那自然只能是死国的忠烈了，需要优加抚恤追赠。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容契丹藏奸为祸，未能早作查发，论罪遣使就州斩之。

　　除了一应追究示意之外，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该要如何平定叛乱。

　　叛乱爆发于此时，对朝廷而言既是不幸，也是幸运。

　　不幸之处自然不必多说，而幸运则在于当下这时节，李尽忠虽然兴兵叛乱，但因其部众寡弱，又适逢冬寒大雪，虽然短时间内窃据幽州，但随着单于道前锋杨玄基部回攻，不得不引众退回其松漠州族地，兵乱没有波及到其余河北州县。

　　所以说定乱是一定要定乱的，不过并不像去年冬里突厥入寇那么军机急促，朝廷仍然不失调控的时间。起码在开春雪融之前，契丹暂时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向河北出兵。换言之，朝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调控人物力量，以布置定乱。

　　可问题是，就算有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朝廷也未必能够筹措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年前河东一战，都畿征员达十万之众，人物俱已用穷。

　　经过突厥一番寇掠，河东诸州俱损失惨重，已经不能做到就地为补，而且还要防备突厥食髓知味、卷土重来。可以说，聚集在河东这十万卒众，无论是就地驻扎，还是转赴河北镇压契丹，朝廷都没有足够的钱粮支用！

　　至于河北诸州则就更不必说了，年前年后已经经过一轮征发，人物聚集于幽州准备出兵漠南，结果却被契丹造反所搅乱，短时间内也很难再作新一轮的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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