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廷军令下达，冀北道两万大军先期两万人马便陆续出都，奔赴战场。

　　这其中一万五千人由孟津直接渡河，与河阳的黑齿常之合兵之后便直赴河北。另有五千人马则沿河东行，水陆并进，沿河收取漕粮并清剿河道两侧的蜂盗，维持漕路的畅通。

　　如今的朝廷虽然换了话事人，但原本存在的问题仍然存在、且较之此前还要更加严峻，那就是物资的短缺，特别是粮食的缺少，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程度。

　　河洛秩序重新恢复，短时间内是难以再作大量的物料征集，甚至于妥善安置天兵道归卒们都还需要极大的物资投入。

　　关内道虽然在四月里完成了上半年的物料征调，但除了给补陇右与河朔方面之外，同时还承担了河东道大军归国的物料支出，本身还积攒下了不少的亏空，需要逐步的从蜀中调运填补。最起码在入秋以前，也难以再向天中输送物资。

　　“今朝中诸司官仓所储，钱帛之类尚还有余，唯谷米已经连日告急。冀北道此次行军提走军粮三万斛，都畿所储更有不支……”

　　尚书左仆射李元素在将诸司籍簿勾计一番后，望着那可怜巴巴的数字，一时间也是愁眉不展。

　　早前前往行台，财政上便一直紧巴巴的、游离在将要破产的边缘，如今好不容易捱到有所好转，接着便又回到了朝廷，所接手又是这样一个天坑，李元素也是倍感无奈，脸上的皱纹都深刻了几分。无论在西还是在东，他也算是位极人臣，结果每天过的都是数米度日的光景，简直比失地佃租的老农还要更忧苦几分。

　　集英馆直学士陆景初也翻动着今日有司地上的文书，一边翻阅着一边奏报道：“两市昨日米面菽谷诸类粮价，也都再攀新高，胡饼一张竟达百钱。唯诸商贾仓邸积货也已不多，若真封市控价，市中怕将更加的无物可售。”

　　商人逐利，贱买贵买，这是一切商业行为最基本的逻辑。就算政府管控严格，也很难做出违背事物基本规律以及人性的政令操作。特别在经过几番耙梳后，眼下的洛阳城基本已经可以杜绝囤积居奇、捂盘惜售的现象。

　　其实物价横张除了物资短缺这一个基本原因之外，李潼也要背上不小的锅。

　　入城之后他虽然重刑频施，但也给予了民众们颇为优厚的补贴，最开始市场买卖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给予基本的生活物资，确保人们不会饥寒交迫以至于无以为继。在两市买卖恢复后，便转为补贴钱帛之类，毕竟眼下朝廷也没有充裕的物资。

　　所以如今洛阳城中，哪怕小户之家也都拥有数量比较可观的钱帛，就市购买各类物资，使得物价逐日攀升。

　　“眼下情况确有艰难，然洛阳位在天中，水陆畅通、四面开阔，拥此地利，办法肯定要比长安旧时更多。”

　　在听完臣员们诉苦之后，李潼惯例的打个气，然后才又问道：“河南诸州，消息都递回没有？”

　　李元素闻言后便点点头，翻到相关的内容接着汇报道：“郑州、卞州、许州、豫州等州境仓粮计点完毕，合有储粮七万斛有余，唯州内脚力告急，需朝廷使员于嵩南转运，这一批粮月中可以入都……”

　　“郑州粮不要动，储于荥阳，以供河北大军支用。另沿河诸州，距都千里以内谷米封存州境，千里之外则半输半存。”

　　李潼听到这里又表态道，冀北道大军虽然带走了三万斛的军粮，但这些军粮也不过堪堪可用旬日。虽然朝廷派有御史随军就道征发物料，但考虑到河北人心惶惶，不知几州会被闹乱席卷，也不可完全做乐观之想，还是要在河南准备足够的军粮向北输送。

　　李元素闻言后便点点头，将此事记录下来，接着便又问道：“请问殿下，冀北道军粮筹备限量多少？”

　　“先以十万斛为限，后续再计量增补。”

　　“十、十万斛？还要增补？”

　　听到这话，李元素顿时一愣，继而便有些为难的说道：“冀北道此出并非大行军，筹支这么多粮用……”

　　“十万斛也只是约数，不必一时具给。魏州收复之后，即刻向北输送。诸州兵事需速战速决，另有契丹扰乱若不泛滥则可，一旦贼胡肆虐开来，必以迎头痛击。”

　　想到历史上契丹所造成的混乱与麻烦，李潼也不敢作过分乐观之想。原本的历史上，在平定契丹叛乱的过程中，虽然有武家一群蠢货坏事的因素，但契丹本身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尽管李尽忠、孙万荣等主谋先后身死，但他们被招降的部将诸如李光弼他外公李楷固等也确是不俗。包括因契丹这一次叛乱而产生的渤海国，都显示出东北诸胡韧性不弱。

　　更何况，像李多祚、沙吒忠义等与东北诸胡部关系深厚的胡将们或死或叛，也让朝廷一时间不便瓦解、引用当地胡部势力，这对朝廷本身的定乱大军要求就更高。

　　有关这次与契丹的作战，李潼的计划是起码投入五十万斛的粮草，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约数，至于更加完整的战备计划，集英馆诸学士还在进行商讨制定。但无论最终计划如何，凭朝廷眼下的钱粮状况，连基础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

　　打仗就是烧钱，就算做不到一场战争就将东北胡患赶尽杀绝，但起码也要打痛打残，以赢得一个相对长期的和平，以保证对河北加强统治。

　　后世安史之乱的发生，以及河北悍藩林立，除了制度上的问题，东北的胡患问题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所以这一次的战争，真的不能因为钱粮问题便作束手束脚之想。

　　眼下吐蕃因为君主与权相的矛盾，朝廷于西线还能将现状稍作维持，一旦吐蕃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整合，大唐也势必要加强军事的投入。届时若顾此失彼，所带来的危害又远非眼下的战争投入可比。

　　但无论再怎么有雄心计划，基本的钱粮问题不做解决，一切也只能流于纸上谈兵。就连李元素这个宰相，在听到要往河北战场投入十万斛军粮时都难免一脸忧色，可见朝廷想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争，的确是有些力有未逮。

　　眼下地近洛阳的河南几州，能够在短时间内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不过七万多斛。哪怕是范围扩大到整个河南道，一直到六月，能够向都畿输送的粮食也只有三十多万斛而已。

　　这三十多万斛粮食，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军用。要知道整个洛阳城也是拥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天需要消耗的粮食数量都是惊人的。而且朝廷百官禄料所给、各类役用的谷米消耗，在财政中同样占了极大的比重。

　　三十万斛粮食看似数量不少，可能在实际的情况中甚至都不足以维持都畿的基本消耗。尽管都畿周边仍在进行大规模的编户授田，以用来增加河洛周边的粮食自产能力，但也绝不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见效的。

　　因此眼下朝廷最需要的，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这是一笔高达百万斛的收入，越早运入都畿，那朝廷眼下窘迫的财政状况就能越早得到缓解。

　　江南漕米如此事关重大，所以在冀北道大军出兵的同时，朝廷又遣五千精军沿运河南下，就是为的确保这一批漕米的安全万无一失。

　　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江南安定与否、漕运效率如何等等，有很多因素都是眼下的朝廷尚不能完全控制的问题。

　　李潼感到遗憾的，还是他此前有关漕运的改革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朝廷只在河南几州设置了仓储系统，且针对仓邸的管理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仅仅只是作为入都钱粮临时的转运节点，没有与常平仓系统完全对接起来，这就丧失了仓储改革的最大意义。

　　如此滞后的物流状况，对于新经动乱、亟待恢复的都畿都严重的拖后腿，对于瞬息万变的河北战场形势当然也是更加的不适用。眼下的朝廷就像是一个空有力气却不能灵活运用的大胖子，一两个局部的小问题就能让人难受不已。

　　眼下朝廷的权威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若贸然展开如此重大改革，会让人无所适从，反而会拖慢本就不算高的漕运效率。

　　所以在一番权衡后，李潼还是将视线落在了民力的挖掘调用上来。河东问题平息后，虽然短时间内也没有给朝廷带来直接的、可观的钱粮收益，但却让一项重要的资源回到朝廷手中来，那就是河东的众多盐池。

　　眼下的朝廷还没有进行盐铁转卖的改革，河东盐池虽然归属朝廷所有，但却又转租给畦户即就是盐户进行经营，朝廷专收盐租。这样既给朝廷增加了极大的管理成本，同时也不利于食盐统筹销售，各个地区盐价差异悬殊。

　　食盐作为必须的生活资料，当中的利润可想而知，以此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必然能收奇效。

　　河东盐池收回之后，李潼便打算将畦户进行重新分配，每三年进行榷卖招商。这一招商并不以钱帛进行交易，而是按照各地商贾参与官买的粮食数额进行核计，通过商贾将民间的粮食收购到各地的官仓中，从而再给他们发放一个产盐的畦户资格。

　　同时河东的产盐也不再散货任销，而是划区包销，一个区域内只允许几户分销，从而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盐价，将盐税直接并在盐价中。

　　至于销盐的资格，则暂定以向都畿输入的粮食数量为标准，以此来刺激商贾们的运销热情。

　　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虽然是必要的生活物资，但却并不属于长距离运输的大宗商品，再加上朝廷租庸调的税收形式也让民众们没有售卖粮食的强烈需求。

　　因此大粮商往往就是大地主，以划片销盐刺激他们将家中储粮向外输送，对乡土秩序也是一种管控方式。眼下朝廷还只是求粮救急，等到这一难关应付过去，未来便可以此为基础，逐渐加强乡序管控。

　　眼下整个洛阳朝廷，都围绕着钱粮筹措的大事来运作着。而在这忙碌的氛围中，河北方面以告初捷，兴兵作乱的相州刺史孙佺败亡于太行山东麓的滏阳。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打败孙佺的并非黑齿常之所率领的冀北道大军，竟然是本该待在河东潞州的王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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