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五九章 心里有鬼
看到张天元拿了协议进来,童先生明显有些紧张。
他笑了笑道:“不用这么认真吧?再说我这也没带笔啊,协议就算了吧。”
“别,还是正式一点好。”
张天元淡淡道。
“别啊张老师,咱别这么认真啊,就像平常街道上买东西一样不就好了吗?您也不至于去签这个协议啊。”
童先生更激动了,直接将协议推到了一旁,说道。
听对方这么说,张天元顿时暗笑起来,看来蓝凤凰的信息还是很准确的。
这小子不敢签字,就是怕暴露了。
毕竟那可是证据啊。
张天元暗暗想了想笑道:“罢了,既然你这么为难,我也就不跟你计较这个事儿了,东西我收了,协议不用签,但给你让出去的十万,我得要回来,一百万你要同意就行。”
他让对方签协议,自然是为了安全,不过对方肯定是不会签的,偷来的东西,一旦签字,那就等于留下证据了,将来被查出来就麻烦大了。
所以也没必要坚持了。
虽说这样的话对张天元来说会有点小麻烦,可是以他的能力,处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总好过对方将画带走,或者这画被警方收缴,重新还给西川正雄吧。
“这,张老板您怎么出尔反尔呢?”
童先生不高兴了。
张天元却不理会他,只是淡淡说道:“这幅画虽然有任伯年的落款,可是并没有什么名人留在上面的收藏印章,也就是说,这东西并不被专业人士看好。”
“我给你一百一十万,是看你实心要卖,可你倒好,连协议都不肯签,是不是这东西来路不正啊?”
童先生又一次站了起来,拿了东西就要离开。
“外面就有警察,你觉得自己走得脱?”
张天元淡淡道:“乖乖坐下来吧,我给你出的价并不低,而且这幅画的主人跟我有点仇,所以这事儿我可以不报警,也可以不给任何人说,你不会为了十万块就跟我较劲吧?”
童先生吞了口唾沫,重新走回去坐下道:“张老板说话算话?”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吧?我可以告诉你,我叫张天元,只要你出去不乱说,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儿的,这笔交易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你拿了钱,干什么都行。”
“张天元?就是那个教训过小日本的张天元?”
童先生惊讶道。
“嗯。”
虽然不知道童先生说的是什么事儿,不过张天元确实教训过好几次小日本,承认下来也没什么错。
“行吧,如果是您的话,我信。”
童先生咬了咬牙道。
“你听我的就好,本来这种事儿,如果我报警的话,这幅画迟早也是会到我手里的,但你盗取的是西川正雄的画,我就懒得追究了。”
张天元笑道:“现在可以交易了吧?”
“可以,当然可以了!”
童先生早就不敢有别的想法了,他之前就是给西川正雄打工的,后来被西川正雄克扣公子多达五万多块,没脸回家,便生出了偷东西的心思。
现在五万变成了一百万,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这些钱拿回去之后最好不要声张,悄悄用就是了,或者干脆搬家,不然那个西川正雄可不蠢,一定会怀疑到你头上的,到时候连我也救不了你。”
张天元之所以给这位姓童的出主意,自然也是为了自己好。
这人真要被抓住,虽然他也不怕,可总是会惹来一身骚的。
“明白,完全明白!”
童先生连连点头。
张天元让秦飞雪给童先生账上转了一百万,这笔交易就算是达成了。
不过交易结束之后,张天元却没有着急离开。
因为这幅画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任伯年是清朝人,就算他的作画技巧再厉害,断然也不可能将唐朝的风格表现的如此突出。
更何况任伯年并不算什么大师级别的画师,跟唐伯虎、仇英之流还是没法比的。
这幅画极有可能是别人所作。
可这落款却是任伯年,难不成款识是假的?
想到这里,张天元脑子里很快浮现出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一些情报。
此图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
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收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琼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
不过,据学者考据,此件技艺高超的作品可能是宋代画院名家所代笔,未必是赵佶亲手摹写的。
这个可以见《庚子销夏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
《虢国夫人游春图》明末书画鉴藏家王鹏冲、清初藏书家梁清标曾鉴藏过,卷末有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题跋。
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因爱好书画,在位期间不遗余力将全国珍品收藏到清宫内府。
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虽退位,但仍按退位优待条件居住在故宫原住所。
溥仪担心北洋军阀终将无视先约将其赶出,为生计考虑,与弟弟溥杰将一批书画盗运出宫,后于1925年移居津城。
1931年又被挟持至东北,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后,溥仪随身携带小部分书画,希望前往日本,被逮捕入狱,随身书画被缴获,保存到银行。
1948年,这批书画从银行拨交给当时的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转交给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辽省博物馆。
其中就有《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
可是原图究竟去了哪里,依然是无人知晓。
不过张天元倒是读到过一些有关原图的说法。
唐朝的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他们招纳画家、收藏名画,对美术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力。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经过了近百年发展的唐朝,政权更加稳固,经济空前富足,整个封建社会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
在贵族中间,享乐主义也存不断滋长,于是,象初唐那样以人物画来表彰功臣、良将和战马,“存乎借鉴”的政治性创作,已显得不多磨重要。
这时的盛唐艺术呈现出另一派气象,它“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生现实的肯定和感受、虞憬和执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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