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雇员，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

        不过一旦上手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就触类旁通，欣赏和把玩古董到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焕文天资高，凡事进取，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并且对市场有天生灵敏的嗅觉，很快就被任命做了掌柜，渐渐成了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运号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时，法国人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国的东西，所以光顾的人并不多，连茶叶和丝绸都不好卖。

        卢芹斋曾描述过当时的处境：“我们卖什么都赔，除了古董。……就这样，在经历了初期的亏损后，我们不再做其它产品的生意，而是主攻古玩市场。”

        地毯、字画、玉饰、漆器、官窑瓷器和鼻烟壶在巴黎的店里琳琅满目，非常抢手，往往来不及上架就出手了。

        古玩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从西山以10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转手就能卖1万美元的高价，一尊陶瓷观音以300大洋(约合45美元)的价格从和尚手里请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50万美元收购。

        通运号的生意果然财运亨通，但已经不适合焕文做下去了。

        张静江把他的金钱和心思都用在了中国革新上，并于1908年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物，毅然返回中国辅佐孙中山的开国事业。

        而焕文却没有追随满怀爱国热情的张静江回国效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宁愿留在法国搞些古董继续赚钱，自此，两人分道扬镳。

        但焕文对张静江一直极为敬重，并且心怀知遇之恩，一生将张静江尊为偶像。

        因为如果没有他，焕文也许走不出穷困的家乡，顶多在张家做一辈子的仆人。

        如果不是在张静江手下摸了六年古玩，焕文这乡下孩子也不会懂得掌眼识货。

        总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由此，他的人生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焕文28岁那年，他自己的铺头在巴黎开张了，店名“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

        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抛弃了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一般”的名字，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来转运：“卢焕文”从此就摇身一变成了“卢芹斋”，这是他人生阶梯的第三步。

        平日的卢芹斋很忙，在欧洲大陆到处奔波寻找商机，他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他留意每一笔交易的利润，凡事都巨细靡遗的记在本子上。

        古玩的利润一般能达到成本的2-8倍，……比如1913年他花了5.55法郎买入一个龙泉窑的瓷瓶，同年就以46.25法郎的价格出售，是进价的8倍;一个屏风进价是138.75法郎，以513.70法郎出手，赚了四倍。

        欧洲人偏爱的东西尤其好***如18、19世纪的陶瓷，虽不是卢芹斋最喜欢，但在20世纪初的确是他最赚钱的玩意。

        卢芹斋在淘宝与鉴宝方面真的是身体力行，同时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谈生意懂得入乡随俗。

        他自己这样回忆：我们在上浦和帝都两地的办事处天天都办流水席，准备一大桌子酒菜招待上门的客人。

        我们吃住全包，于是我们的办事处就成了当地古董买卖的中枢。

        谁手上有好东西，我们都是第一个见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南到北，可以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市场。

        1914年偶然的机会，卢芹斋去到纽约，当时的纽约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热情奔放并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

        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他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在纽约开业了。

        卢芹斋深知：想要成功，必须信誉卓著，因此他悉心营造名望和赢取信任。

        除了在穿戴上一丝不苟，他的举手投足同样优雅。

        他言谈审慎，从不夸夸其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即使在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也待人谦恭，从未有过一点趾高气昂。

        平时的言谈中，也是一口一个“鄙人恳求”、“贵馆”、“请允许鄙人冒昧地”诸如此类的谦词。

        他从不忘记道谢，无论是有求于人还是纯粹出于恭维。

        在美国人眼中，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能有如此的修为也就罢了，但一个中国人竟如此具有绅士风度，则着实令人惊讶。

        对于华人的仇恨和偏见，使得许多私人收藏家一开始也同样对卢芹斋缺乏信任。

        1918年12月，当卢芹斋向小约翰·洛克菲勒推销一件中国古董花瓶，对方却怀疑这是一件赝品。

        他在信中写道：

        瓶底做工不够精细，让我对它所属的年代有所怀疑。还有其它一些地方也让我不放心。姑且不说标价不太合理，如果没有其他专家鉴定其真伪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掏钱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我不要去咨询其他古董商中的行家，那我就只能放弃这笔交易。

        更有甚者，小洛克菲勒还在信尾附言：

        您能否寄一张瓷瓶修复前的照片给我?

        卢芹斋想方设法来让客户相信自己的可靠，所以他待人接物总是非常殷勤，他回复说：

        您对我的信任有所保留这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我有幸第一次和您打交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不会欺骗您。如果一件东西真假未明，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内忧外患的中国一片混乱。

        但对卢芹斋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借助在国民党中的人际网络，同时不惜花钱打通关节、浑水摸鱼，寺院、陵墓和私人收藏他无所不及。

        此时正值其前恩主张静江辅佐革新居功至伟，成了孙中山最器重的人，在国民党内风头一时无两，成了掌管党产的“财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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