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房密事，不必再提。

  趁着这会往军帐走的路上，闲暇无事，我想回答有人问过的一个小问题：宋朝有间谍之事吗？

  铁牛告诉您，据史书记载，宋朝是有间谍之事的。不但宋朝有，早在几千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间谍。套用一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铁牛也想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间谍”。

  据记载，一位名叫“女艾”的女性将领，受启的后裔“少康”派遣  ，前往篡位者“寒浞”的统治区打探情报、了解民情。依靠女艾传递的情报，少康出兵后势如破竹，诛杀了寒浞，重新光复了夏朝，史称“少康中兴”。女艾，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一位女间谍。后来，“商汤灭夏”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伊尹的间谍活动与妹喜传递的情报，间谍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西周，周厉王残暴无道，百姓背地里“妄议”，周厉王一怒之下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专门监视不满之人。一经发现，立马杀之灭口。“卫巫”是古代最早对内监察的特务。但那时还没有成立专门的间谍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专门负责谍报侦察的官职——候正（也称“候者”、“元候”），承担对外刺探情报，但主要服务于军事行动。

  先秦时期的多部兵书里都能找到对间谍的描述。《六韬》中首次出现“间谍”一词，也首次明确了其职能：“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我国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更是第一次系统的对间谍种类、招募条件、使用原则等进行了完整论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间谍论着”。

  西汉时，汉武帝设立的“绣衣使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直接受皇帝指派，严密监察官员和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还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可以诛杀各地官员。在汉武帝晚期，绣衣使者还酿成了“巫蛊之祸”，致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相继自杀，牵连数十万人。可即便为害如此，王莽篡位后，绣衣使者这一机构仍活跃于朝野。

  三国时魏﹑吴设立“校事官”，是专管侦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职。用于巩固政权，监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满、不轨之意，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以至于流传着一句民谚：“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卢洪、赵达均为校事官）。朝廷百官无不在其监控下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到了南北朝时期，“侯官”“典签”等特务机构应运而生，巅峰时期侯官一度发展到上千人。

  唐代并无真正意义上成建制、成系统的特务机构，但朝廷依旧成立了专门监控民间舆情、收集地方情报的类谍报机构：如“察事”、“进奏院”等，以及武则天时期推事院的“内卫”，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监察言行、排除异己。

  唐美宋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皇位，害怕旧事重演，授命“武德司”严防诸将串谋和禁军异动，同时也要负责对外情报的刺探。赵光义在位时期，更名为“皇城司”，负责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一度达到数千人规模。随着规模和职权逐渐扩大，皇城司也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属于正儿八经皇权直辖下的特务机构。赵匡胤在创业期间就深谙间谍精髓。谋略荆南时，就指示卢怀忠以出使为名，借机探查荆南的实力与地理情况。在得知其“山川向背”以及“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的情报后，直接出军，荡平荆南。攻取蜀地前，赵匡胤不仅诱降蜀国间谍孙遇等人，还截获了蜀国孟旭写给北汉国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国开战的理由。

  赵匡胤之后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军事情报的获取。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目中，用剑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为获取胜利采取的必要手段。989年，宋太宗赵光义召集群臣商讨备边御戎的计策，大臣田锡上奏认为，应加大对间谍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利用。右拾遗王禹偶则更进一步，主张“行间谍以离之”，认为辽国作为新兴国家，内部由若干部落组成，因此可以“间谍番中酋长”，使其相互攻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辽谍战的高潮是在澶渊之盟以后。萧太后和辽圣宗在1004年南下亲征失败，促使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盟约之后虽无大战，但双方在暗中频频交锋。通过间谍调查对手的实力与军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机，就给对方致命一击。宋辽双方都有相对完备的间谍机构。北宋在中央设有直接由皇帝领导的“皇城司”，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京城附近的反间谍工作。在边境诸州则设有“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机构成员多从边军中挑选招募。同时，边境文臣、将领也有组织间谍的权限。韩琦、庞籍等文臣在边境做知州时，就善于拊循当地土着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辽人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安抚使丁谓抓到了契丹方面的间谍首领，对谍首严刑拷打后得知其成员的长相和年龄，甚至分布各路。可见辽人在间谍组织方面也有不小的布局。由于澶渊之盟的签订，双方战后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也是络绎不绝。间谍们多利用这种机会潜伏敌境。间谍们用来伪装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榷场（辽宋边境的贸易场所）商人，有往来僧侣，有间谍使臣等等。这些无孔不入的间谍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雄图壮志，想借西夏与北宋连年征战的时机南下一统山河。而辽军南下最优路线是从关南（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关南地区“治壕堑”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关南地区。同时，偷偷在边境上屯集军队，一旦交涉无果就可直接偷袭攻占。然而，在辽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个月，宋朝方面就已得到“契丹将谋入寇”的情报，开始调遣民夫加修边境城墙，并加强边军训练。军事上的戒备使得辽人武力偷袭的计划落空，只得希望在谈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赶往东京的路上，宋朝间谍就贿赂辽臣买下文书内容，加急送至仁宗手里。得知辽人底线后，仁宗和群臣们有了底气。谈判中宋人坚决不同意割地，只允许联姻或增加岁币。经过商谈，仁宗派富弼带三封国书前往辽国修约。三封国书中写着三个不同的条件。一是可以与辽人联姻，并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岁币不再增加。二是若辽人不约束夏国，宋每年只多给岁币10万。三是若辽人让夏人重新称臣，每年愿增岁币20万。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对辽人利益最大，同时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国书，就是为了让富弼便宜行事，尽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没想到辽国间谍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团去往辽国的路上，就被“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宋人的谈判底线同样被摆在了桌面上。最后不得不以增岁币20万作为条件。

  北宋的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战事不断，间谍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名臣苏辙在《奕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

  宋太宗时期，大臣田赐上疏曰：“今之御边，无先于用谍。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北方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其国自乱，其国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也，书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绝域斗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传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在这件奏章当中，田赐详细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并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间谍大败突厥的事实，建议朝廷重金招募间谍，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辽国内乱，以达到边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咸平初年，为了适应与契丹的战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县）设置了谍报机构——机宜司，用来刺探契丹的军事情报，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正式拉开了北宋与外族军事入侵者的谍战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与契丹还是西夏的军事行动中，机宜司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招募并培训间谍人员，定期收集情报，并向谍报人员付报酬，宋辽结盟以后，为了安抚契丹的政治情绪，最大限度的体现北宋的和平诚意，因此，就将机宜司更名为“国信司”，但其职责和任务并未改变。关于机宜司，宋仁宗时的包拯在《包拯集较注》中，有过这样的描写：“欲乞应系沿边自来探候事宜，州军密令知州、通判及旧例管机宜人等，尽籍见勾当（探）事人姓名，仍具机宜司，见管金币多少？自来每得甚事？支与何等物？几月日可来一报？仍令多方求访。”

  宋真宗景德三年，设置河北沿边安抚使司，后宋仁宗庆历八年四月，设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司，这些安抚使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间谍，并向敌方派遣间谍，收集情报，抓捕对方间谍。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记载：“降度僧牒三百与定州安抚司，充训练义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费。其沿边州军宜并依定州例，量赐本钱出息。令钩致虏人之能知其国事者，或质所爱，使探问虏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识、所管兵数、武艺强弱、屯泊处所、城垒大小、粮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实，编类成书，准备照用。其边臣不能使人，致前后探事尤无实者，当移降。”

  北宋政府还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族居民当中，用重金招募、发展、派遣间谍，政府设立专项间谍发展基金，用以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向这些间谍承诺以封官进爵、给予田产等条件，解决间谍身后事，激发间谍积极为朝廷的军事行动、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为防止间谍刺探本国军事情报，有效防止敌方间谍的渗透活动，北宋政府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一是边关严查奸细。北宋时期在河北一带设有众多关口，比如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高阳关等，这些关口主要是方便双方边民通行，以及边境贸易，因此这里就成了双方间谍汇集的地方，也是北宋政权防止间谍潜入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军方日常的严格检查外，还出台了相关法律，用以震慑敌方和本国的间谍。宋律规定：“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其有奸人入出，若不速告及告而稽留，不即共捕，致失奸寇者，罪亦如之。”二是严令书籍外传。北宋的书籍在当时来说也是契丹刺探重要情报的来源地，他们通过有关书籍的文字记载来分析相关数据，从而来判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下旨：“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政府规定，除了经书以外的书籍严禁外流，违法者判刑，书籍没收。、但是有些商贩面对高额利润还是会铤而走险，置边民法律于不顾，甚至将写有国家政策、军机要事的书籍源源不断贩往契丹，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双方榷场的开设，边境贸易频繁，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宋哲宗时期，朝廷再次下诏：“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宋徽宗时期，又将违反规定私自外流书籍的行为等同于铜钱外放之罪，因为在北宋时严令本国铜钱外流或者走私出境，走私五贯以上即可判处死刑，随着当时法律的越来越严格，说明了当时禁止书籍外流现象是十分严峻的，因为这一现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三是对两属地人严加约束。所谓的两属地，就是指与契丹的界河——拒马河以南的归信、容城两县，因为这两个县为北宋和契丹共同管理，由于这两个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两个县的居民对契丹和北宋两个国家是都非常了解，这两个县的居民被契丹发展成为间谍的人数众多。因此，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北宋政府对这两个县的居民颁布了严格限令，比如，规定这两个县的居民不得私自跨出本县县界；严禁渡黄河跨过以黄河南地区；严禁这两个县的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居民结亲等措施，对于充当契丹间谍的人员予以严惩，甚至判处死刑。四是实行抓谍奖赏制度。除了对外派出间谍，抓捕敌方潜入北宋的间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据李焘着《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河北、河东缘边安抚使司，应近边不逞之辈，有妄言以惑境外者，严加捕诘。”宋哲宗时期，定州路和高阳关一带，经常有北方契丹间谍秘密潜入，来宋境刺探情报，因此朝廷下诏令真定府安抚使司、高阳关安抚使司对各处关隘、水路严查，并增加大量巡捕官兵，沿五台山一带和河北交界边关密查，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勘会沿边北界可以通行人马  、舟船人南界要切处  ，令巡捕盗官等并分布巡防  ，毋得张皇侵越边界  。”除此之外，北宋政府还出台了奖赏条令，对能够抓捕间谍的人员实行奖赏，《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赏  ，与免罪外。”

  《宋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庆历二年（1042  年），（种）世衡尝以罪怒一蕃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诇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说的是北宋名将种世衡利用间谍实施离间计，成功除掉敌方将领的事迹，这是北宋史上，利用间谍除掉的敌方最高将领。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策略之人，是反文化外交间谍第一人！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可是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自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但不久，苏氏兄弟因党争被贬岭南，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于是，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再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麻烦。

  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不仅仅是辽国间谍在宋朝活动猖獗，西夏、金都不断地向宋朝派遣间谍。这些间谍都以不同身份伪装潜伏宋境，伺机而动。最有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桧。金人以秦桧为内奸，在南宋朝廷内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线，百般打击抗金力量，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使得金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阻碍。这是后话，不提也罢。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间谍斗争的严峻形势。直至辽弱金兴，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才有人想起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策略，但为时已晚。

  听到这里，你还敢问，有宋一代有没有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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